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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商直接投资、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——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

周杰琦、梁文光、Zhang Ying、韩颖

2019北京理工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Business,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被引 1

摘要

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，探究外商直接投资（FDI）、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，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，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。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，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、技术效应、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，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，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，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，对FDI、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。研究表明：（1）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：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，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。（2）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，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，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，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。（3）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，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；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，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、后抑制、再加剧的影响；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，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。（4）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，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、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。因此，在优化营商环境、实施分类环境规制、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，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。

引用本文（GB/T 7714）

DOI：https://doi.org/10.15918/j.jbitss1009-3370.2019.529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