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间语言、人民本位与知识分子的接受焦虑——“民族形式”论争中语言问题的若干张力及其文化意味
摘要
在20世纪三、四十年代“民族形式”论争中，民间语言被一些左翼理论家提到了决定性高度，“民间语言，是民族形式真正的中心源泉”之说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表。对民间语言性质、地位以及作用的讨论，是在对五四白话文批判否定基础上进行的。有人指摘五四白话文没有充分采用大众口头语，而只采用了知识阶级的“亭子式语言”；只解决了“小众”即知识分子的民族形式，而没有解决工农兵大众的民族形式，因此并没有完成文艺大众化的使命，这种论调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争议。“旧瓶”（民间语言）与“新酒”（抗战现实）的矛盾也被文艺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揭示出来。与此同时，语言之“欧化”与“民族化”的紧张关系也再次呈现，对借口民族形式否定欧化，进而否定五四语言传统的思潮，文艺界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批判与抵制。深具文化意味的是，新、老文艺家尽管不妨对五四采取一种“扬弃”的批评态度，但一旦涉及到对五四的真正否定，他们又会群起而捍卫五四传统。它多少反映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五四“情结”和对五四问题的矛盾、复杂的文化心态，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某些以排斥五四语言传统为指向的“民间形式”的接受焦虑。
引用本文（GB/T 7714）
赵黎明. 民间语言、人民本位与知识分子的接受焦虑——“民族形式”论争中语言问题的若干张力及其文化意味[J].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：哲学社会科学版, 2007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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